财运不佳的改善方法原因是什么？

迟欣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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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
　　
　　(2014-05-12 08:07:37)
　　权力制衡不是美国国父的发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权力制衡的原则（普世价值）和美国现实（美国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国家机器。
　　行政权。制宪会议代表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的人数和权力。最初的共识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必须集体领导，不能选一个人当总统。沿着这条思路，代表们参考罗马共和国双执政官的经验，提出设立两个或四个总统。最极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选举13个总统，分别代表13个独立的州。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富兰克林一锤定音，以雄辩而简洁的常识说服了大家。他说：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executive is efficiency）。为了实现效率，必须一人负责。一辆车不能同时有两个司机，如果怕司机违章驾驶，可设警察在一旁监督。（中国常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立法权。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议会的权限。为决定议会人数和选举方式，代表们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几度拔剑威胁决斗。在参考比较罗马贵族院、英国上下议院和反复衡量大州、小州权益之后，代表们终于在富兰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达成共识：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贤明（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legislative is wisdom）。为了达到贤明，必须集思广益，不怕人多，不怕旷日持久的争执扯皮。（中国常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司法权。相对容易的是司法权的界定。没有太多的分歧。代表们再一次采纳了富兰克林的意见：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须独立。考虑到法官也是人，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宪法规定了法官的优惠待遇和终身制。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妥协，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性和制度的统一。在制宪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完美统一。美国宪法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由此而来的政治制度也与英国迥异。没有人完全同意这部宪法，但它又是国父们各自所能争到的最好结果。就个人来说，富兰克林喜欢君主立宪。汉密尔顿主张帝制，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地方自制。制宪会议成功的关键不是谋略，而是妥协。通过妥协，习惯在荒野中开垦的美国人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条路。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路。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习先生，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生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上，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政改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具体做法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经验：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最后七、八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腐败将从根本上受到遏制。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对此俞正声先生有不同意见。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党员大会上说，党内分派势必引起党内分裂，使党成为政客野心家的竞技场。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不允许党内分派，党内政客野心家就不竞技了吗？不准明争，就会暗斗；不数人头，就砍人头；不是七八年选举一次，就是七八年内斗一次。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所以，关键不是禁止党内分派，而是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习先生，纵观世界历史，凡成功的政治改革无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导致革命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们常说改革和革命赛跑，这并不正确。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和改革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维尔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满清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们都有心向善，梦想和谐社会，却都在政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无常。与他们的前辈——路易十四、伊凡大帝和扬州的屠城者——相比，这些末日王朝的统治者无疑是开明和仁慈的。历史的吊诡：王朝总是亡在它最好的时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是宣传鼓动，不是事实。历史的真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经历过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残酷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个中道理。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言论逐渐开放，恐惧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方励之反对共产党，提出“民主不是赐予的。”在对斗争哲学的信仰上，他们没有区别。相信斗争，不善妥协，我们会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开展斗争。事实上，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是斗争；是妥协。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对这一点，凡是仔细观察过近年来中国家庭关系变化的人，相信都会有同感。同样，被压迫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政治迫害，要结束政治迫害，只有改变政治结构。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重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刁民是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民主，使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宪政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http://host222387.w175-e1.ezwebtest.com/dispbbs.asp?boardid=5&id=855&authorid=0&page=0&star=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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