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中国战略以及崭新的社会模式
全球化下的中国战略以及崭新的社会模式
一、全球化的实质与趋势
二、全球化下的中国战略
三、造就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
21世纪注定是人类的全球化向着纵深发展的世纪。一方面，人类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成熟以来的科技成果需要向着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应用；另一方面，人类需要站在全球化的格局上创建和确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模式。
一 全球化的实质与趋势
21世纪是人类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奠基性世纪和开创性世纪。
20世纪70--80年代，当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形成之际，在美国涌现了一批被誉为“未来学家”的思想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托夫勒、奈斯比特等等，他们都试图用一种崭新的观念解释工业革命成熟后的社会形态和运动趋势，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概念——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等，他们认识到人类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必须开辟超越工业化阶段的社会形态。然而，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世界主要国家的思想家的注意力也随之发生了转移。比如对恐怖主义、大气污染、文明冲突等等问题的探讨，都表明了思想家的关注点的转移。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工业社会”最早出自1960年之后，一般认为工业社会已进入一个变化期，跟一百多年前欧洲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一样巨大。贝尔在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其特征如下：由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生产、专业／技术人员主导、理论知识居中心地位、技术评估及智能技术的重要性、管理由人与自然转变为人与人、新的匮乏----信息、时间、资源的供应不够、信息经济的挑战：信息＝公共物品。
阿尔文·托夫勒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关于未来问题的三部著作。《未来的冲击》讨论了美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制度。该书指出——在社会的剧变下，短暂性的讯息不断袭扰人类的感觉，新奇性的事物不断撞击人类的认知能力，而多样化的选择则不断搅乱人类的判断能力。当人类无法适应这三股联袂而来的变动刺激时，便导致了变动的疾病：未来的冲击。倘若我们能借鉴其中，计划性地去发展全面和谐的社会，则不仅可以避免许多西方过去所遭遇的危机，而且即使我们经济起飞到达先进阶段，也可克服许多未来冲击的危机。《第三次浪潮》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促成了许多新产品、新公司，甚至新雕塑、新交响乐的诞生，影响了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力量的转移》阐述了知识经济的作用，宣告了知识力量的崛起。讲述给我们带来无尽纷扰的变动，尤其是知识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提出“社会权力”的新观念，并探索了未来企业、经济、政治和世界局势的改变。本书所说的权力按作者的定义，是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而财富、暴力和知识构成了权力框架的三角基石。
约翰·奈斯比特著有《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两部著作，由此也奠定他作为未来学家的坚实地位。在21世纪来临之际，他又写作了《大挑战——21世纪的指针》一书，表达和阐述他的“新人类观”，他试图为人们指明了新世纪光明的奋斗方向和远大的前景。他认为，当今世界变化的方式令人振奋，只有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具有前瞻性，并能在人们普遍认为不可能成功时依然坚信会获得成功的人才能成为成功人士。你必须喜欢变化，鼓励变化，具有随机应变的通变性。因为以前狭小的生存空间现在已是全球性的地球村了。
无论是贝尔、还是托夫勒和奈斯比特，他们都是基于美国社会的发展现况和水平审视现实和未来的。然而，中国是一个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国家。
全球化的国际局面是由美国60—70年代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下的信息化推动和引领的。
21世纪第一个年代，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表现出来的情况判断，具有如下的进步特点：第一，世界经济在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体化进程后，经济首先成为一种超越国家范畴和传统政治意义的因素，这为人类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化其起这关键性的影响；第二，从政治上看，人类已经走出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体系的直接对立和分野，人类正在通过一系列经济的、文化的方式寻求着政治上和解，这将对传统的国家定义和理论构成直接的冲击和升华。在前苏联解体后，尤其是21世纪前十年的表现，人类在军事方面上的竞争较之于经济问题退居次要的位置。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政治家对本国的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立场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是军事竞争不像20世纪美苏争霸的时期具有公开化、激烈化和表面化。第三、21世纪在历史运动中的坐标：人类已经认识到人类之间的暴力、杀戮、侵犯、战争等是不文明的，但是，人类各国尚未找到团结一致面对自然界的社会组织形态和国家系统。
地球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明确地告诉人类，人类生活需要逐步走出依靠货币和权力为基本动力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人类需要建设一种超越货币和权力两个因素的社会制度。在未来的一个长期的时期内，人类社会还不可能取消货币和权力，还必须使用货币，也必须保持公权力的存在。因为货币和权力本身都是人类生活必要的分工的产物。而人类社会的某一种分工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类的持续的实际需要，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言，消灭分工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现实社会的条件下，取消货币和权力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全球化是一个与传统的国家观念消亡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伟大趋势。
全球化将奠定人类不同民族的国家体制，树立起以文明、幸福、大同、真理为核心概念的文化形态，在生产方式上，以多样性、快捷化、，人类社会的分配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全人类的范围内，人类各国与形形色色的个人恐怖行为和右组织的恐怖行为作战。
全球化为人类文明价值的普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途径和方法。因此，信息化是人类文明的最有力的助推器。
二 全球化下的中国战略
中华民族本是一个具有伟大思想力的民族。然而同时，由于汉民族从开始形成就是一个以家庭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因此，在思想上极易接受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对于产生于本民族的优秀的思想成果，却逐步丧失了继承力和贯彻执行能力。
佛教从汉朝中叶开始出入中国，传入的途径有二：一是经新疆的广袤的沙漠之地，一是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地区。佛教自开始传入，便以超越孔夫子创立的儒学之势弥天盖地而来，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罪广泛的宗教。
直到明朝中叶，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由于基督教是欧洲社会的主要宗教，并且欧美国家至今仍然是人类社会中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基督教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基层民众生活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今年来，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基督教节日，不如圣诞节、情人节等等热衷，都直接表现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
在20世纪里，孙中山先生创立并且宣扬的“三民主义”，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具有逻辑性的理论思维体系，而是一种对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民主精神接受的大汇合，然后挑选出来民族、民权和民生等词汇，再加上“主义”这个20世纪的流行术语，就成为中国最先成立起来的政党——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和核心价值。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是中华民族向西方社会学习的一个组成部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号称在世界上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直接影响，是中国在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南，并且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革命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头脑中，只是简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且把阶级斗争的观点推到极端。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中根本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性和理论内核，毛泽东只是披着一张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现代秦始皇”。
可以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形态长期停滞不前和一成不变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从中国社会内部根本无法为文化的发展找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上的出路，就必须向西方先进的社会学习。这便有了“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五四运动导致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一个巨大的裂口。在中国的汉语言中，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概念上，都无法适应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运动形势。因此，中国必须接受外来的理论形态和概念。比如社会、哲学等等许许多多概念和词汇，都是从国外翻译和接受而来的。
在20世纪，中国直到1980年代，才从根本上走上了一条人间正道。改革开放时期的出现，一方面是毛泽东时代连绵不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际上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潮流冲击的结果。
显然，21世纪还仅仅是中华民族自身社会创新型发展的开端。中华民族必须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成功者，也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
纵观中国的全部历史，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30年时间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超越了以往3000年。我这样讲，决不是持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当然，这样说本身的确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表达上的误区，并且也极容易被人误解。
中国必须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并且牢牢掌握全球化的趋势，这需要制定完整而具体、明确而可行的国家战略。在21世纪中国的国家战略中，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一个完整而可行的知识体系的创新战略。
第二：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的树立。
第三：精心设计和安排中国下一步的产业结构。
第四：在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后，为全社会设计一种基于公平的制度体系。
在20世纪，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在社会的知识体系的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时期涌现出袁隆平和王选这样的不同领域里的优秀的科学家。
中华民族从21世纪开始，如何创建出一种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之上的社会知识体系？这是一项对于中华民族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带有根本性和前提性的问题。在21世纪，中国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上，中国不是现代科技和知识体系的创立型的国家，中国在198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整个20世纪结束，在整个社会领域里，都处于向西方学习和接受的状态下。
在现有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建立起中国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队伍，共同打造人类文明所需的崭新的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可以说，没有完整而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确立，中华民族社会要想超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哪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或者痴心妄想。因为，中国不可能在没有超越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超越西方国家发展水平的强国。
把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的任务，当成一向基础性的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在21世纪现在起必须着手去做的工作。而中华民族在吸纳全人类科技成果基础上的崭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人类文明最前列的奋斗过程。一旦中国在社会的知识体系方面整体性和尖端性的领域超越了西方，中国也便在“自强不息”实现了崭新社会模式的确立。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对国际上先进的高新科技革命成果的适应力和应用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的知识体系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建设必须自觉底纳入到统一的国际分工的潮流中，依据全新的产业标准和战略安排自身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决不是在所有的产业领域都从头做起，如果那样，我们就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一直跟在他国的后面拾人牙慧。中国必须避免使自己成为先进国家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场所，而是应该成为孩子尽量使自己站在高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国家。没有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就没有整体性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也就无从得到升华。
发达工业国一切成熟产业向中国的移植，或者中国国内在一切成熟行业方面的建设，都只是中国国内20世纪百年产业发展缺陷的一种补充。而决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须的战略需要，比如在改革开放时期里，汽车业是一个具有巨大市场需求的行业，但是，如果中国把汽车业的发展视为一种发展战略，那么，中国在这个领域里就将不拥有丝毫的良好的未来。从现代汽车业的科技进步来看，传统的汽车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被更加先进的交通工具所取代，而中国所建的大规模的汽车厂，只能成为一个个无用的废墟。当然，企图在断时间里超越传统汽车业，对于中国是一种不现实的要求。中国交通工具的制造行业，必须研发出可替代传统汽车的新产品，才能够从整体上跨越世界汽车业转型的困境。
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方面，我们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当然，中国的工业化大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比之欧洲国家的18世纪60—70年代的情况，具有相当不同点。
21世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的知识创新能力。在21世纪，中国必须制定和拥有自己国家的核心战略方案和具体的行动步骤，然后，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方向，全力服务于和自觉支持这个核心战略目的的达成。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通过21世纪百年的努力而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伟大民族，中国才能够经过21世纪百年的奋斗而成就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动力，不可能来源于任何外在力量的帮助，而必须是发端与自身社会的伟大想象力、发明力和创造力。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了大致一个半世纪时间的历史结论。
中国欲要走在人类的前列，就必须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国家的社会模式。信息化发端于美国，信息化必须成熟于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这正充当人类生活的领航者。这个过程大概要走200—300年的时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应该说，中国13亿人口头脑中蕴含的智力，要比人口数量少的国家具有优势。但是，中国如何将全体社会成员的智力开发出来？这才是中国必须正确解决的最关键的社会问题。
中华民族在2500年前，就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形态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描述。但是，在历史上，人类的现代科学技术并没有能够首先诞生在中国，而是首先在欧洲各国萌芽并且开花结果。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完成后，西方便成为了人类生活的主导者，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模式，也就成为对于全人类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模式。
三 造就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
工业革命造就的社会模式，在经济形态上面，是大规模的集中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以货币资本为交换的核心介质，在政治上以公民选举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文化上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价值观念。金钱和权力是两个主要的支配性的社会因素。
工业革命首发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成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工业化经历了大致190年级两个世纪的时间而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经历了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提升，而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同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从洛克到孟德斯鸠，标志着西方思想家对于一个社会国家制度设计的成熟。而这些思想家的伟大设想，在1776年建国的美国首先成型。国家体制首先是由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理论蓝本进行设计的，美国即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理论的实践者。
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在能源形态上，主要是以电力为基础的。而电力的来源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煤炭等物质形态转化而来的。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首先必须在产业领域实现能源的革命，在新的社会形态中，能源的来源将主要的是光——以阳光为主。人类对于产生了自身生命的基本物质——阳光、空气和水等三大物质元素的认识和使用，可以说还处于极其原始、初步和无知的阶段。人类在21世纪必须在物理学方面实现质的突破，即超越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范畴。
把人类社会建立在崭新的能源基础上，与让人类普遍低具有文明的价值观一样，决非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实现的。人类社会运动有着自身的固有规律，但是，在自然界面前，人类决不是一种完全被动的生命体，而是一种能动的、积极的力量。
人类固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同时，人类也必须认识到，自身生命是属于超越自然界存在意义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才能够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并且在开发自然界物质的过程中升华自身的生命基因。人类是自然界创造出来的最为奇特的一种生命力量。
显然，人类欲要建筑一种超越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社会模式，就必须再造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更新科学知识的内容和研究方向。人类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里的突破，将重新构建起社会运行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而确立起一种不主要的依赖于权力和金钱两个因素的社会运行机制。
人类对于自然界物质的认识、研究和利用，其知识体系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而且，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内在素质，比如人类的声音、语言以及头脑中一系列的精神活动的认识程度，同样处于极其原始的阶段。这不仅说明人类的知识体系的不足和缺陷，而且说明人类的社会行为本身存在着许多的错误和荒谬之处。
在21世纪，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前提和发挥支柱般作用的科学领域包括：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科技科学。
生命科学不仅需要回答和解决生命与自然界物质的关系实质问题，而且需要认识和把握生命本身的精神力的存在实质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或者物质？人类精神又是如何反作用于肉体和自然物质的？可以肯定地说，现有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解释，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甚至可以说，传统哲学中的研究方向和言辞表述都存在着极大的错误和偏差。
认识和掌握“光”的实质，并且加以使用，这是人类把自身社会建筑在全新的物质基础上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人类进行能源革命的一个科学已经方向。工业革命是对于地球本身能源的利用和开发，即对于不可再生的地球储存能源的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地球本身的能源储存，而“光”则是来自于太阳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即是产生了人类生命又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客观物质，指导现在，人类对于这些导致了自身生命诞生的物质——阳光、空气和水的认识都处于极其肤浅的程度。
人类的产业革命的任务，需要把目光重新回归到农业领域里来。可以说，农业仍然是一个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技术革命的传统产业领域。
人类对于形成人类生命物质的再认识以及突破原有的知识体系的新发现，从而超越现有的知识体系，这是建筑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的必须条件。
回顾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说，人类这种号称为地球上唯一的职能生命的物种，在自身的社会发展方面上处于极其原始和愚昧的状态下，还远远没有能够从整体上走出动物的本能的情状，甚至于，大部分的行为仍然被人性中的邪恶的本性力量所驱使，进而却把本来属于人类文明的各种社会丢弃在一旁置之不理。
人类生命的文明升华，不仅需要社会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制度系统的健全，最关键的是生命基因的本质的改善。然而，直到现在，人类自身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人类生命的升华，同时还有赖于太阳系物质运动提供崭新的因素，以极大地改善人类生命的基因构成。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及目前的生存状态看，大自然对于人类真是厚爱有加，但是，人类却往往不知珍惜甚至于往往还暴殄天物。
在目前看来，真正实现这样的社会目标，不仅困难和遥远，甚至于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人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主要的仍然运用原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作为着眼点回答和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当人类的超越工业革命的社会模式成熟后，人类再回看各种各样的社会创造，决不会因自己先人的愚笨而嘲讽，而恰恰相反，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开辟更加美好未来的途径和方法。正如我们今天，站在大型的纺织机器面前，决不会嘲讽古人使用的纺车和木式织布机一样。
比权力和金钱更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和智能，比民主和自由更高层次的价值是文明和幸福。在构建一种崭新的社会模式过程中，当然无法完全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地隔断过去，也不能期待在没有根基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空中楼阁。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步伐是一步一步实现的。但是，如果人类的头脑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那么，人类可期的美好未来决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到来。
徐国进
201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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